公元930年，后唐长兴元年，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次子刘承祐降生。这个本应平凡的皇室新生儿，却因一个充满血泪的民间传说，被后世冠以“咬脐郎”的称号。这一称谓既承载着底层妇女的苦难记忆，也暗含着五代十国时期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。
一、民间戏曲中的“咬脐”母题：李三娘的生育创伤
在宋代戏曲《白兔记》中，刘承祐的出身被赋予了浓厚的悲剧色彩。其母李三娘本是富家千金，因家道中落嫁给贫苦出身的刘知远。婚后，兄嫂为独占家产，将李三娘赶至磨坊劳作，甚至在其临产时拒绝提供接生婆。据《中国戏剧（人文中国书系）》记载，李三娘在磨坊产子时，因无剪刀可用，只能“用牙咬断脐带”。这一场景在戏曲中被反复渲染：
视觉符号：李三娘“血染磨盘”的形象，成为底层妇女苦难的象征；
命名逻辑：婴儿因“咬脐”而得小名“咬脐郎”，既是对生育创伤的纪实，也暗含“生而受难”的命运隐喻。
这一民间叙事在五代十国时期迅速传播，甚至影响到了正史书写。《资治通鉴》虽未记载“咬脐”细节，但《隐帝刘承祐颍陵》等文献明确指出，其乳名“咬脐郎”源自李三娘的苦难经历。
二、历史语境下的权力悖论：从庶子到皇储的身份反转
刘承祐的“咬脐郎”身份，在权力斗争中产生了双重悖论：
庶子逆袭：按《五代演义》记载，刘知远长子刘承训早逝，次子刘承祐得以继承皇位。这种“嫡长子缺位”的权力真空，使得“咬脐郎”的出身反而成为其合法性的注脚——一个在苦难中诞生的皇子，更符合五代时期“天命所归”的叙事逻辑。
皇权合法性危机：刘承祐继位后，因“宠信奸佞、滥杀大臣”引发郭威叛乱。其“咬脐郎”的出身，在此背景下被赋予新的解读：既是对其“生于忧患”的肯定，也是对其“难守江山”的讽刺。
这种悖论在《后汉隐帝刘承祐：本来就没有好牌，又让他打得稀烂》一文中得到印证：学者指出，刘承祐的执政失败，与其“缺乏嫡长子教育”直接相关，而“咬脐郎”的称谓恰是这一结构性缺陷的民间注脚。
三、文化记忆的演变：从生育创伤到权力符号的叙事重构
随着时间推移，“咬脐郎”的称谓逐渐脱离原始语境，演变为多重文化符号：
苦难象征：在明清戏曲中，该称谓被用于指代“出身卑微却命运坎坷”的角色，如《李三娘磨房产子》等剧目中，所有贫苦出身的皇子均被统称为“咬脐郎”。
权力隐喻：近现代学者发现，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国皇帝多出身低微（如朱温、郭威），“咬脐郎”的称谓暗合这一历史规律——通过强调统治者的“苦难出身”，为暴力夺权提供合法性依据。
现代演绎：在当代影视作品中，“咬脐郎”常被赋予“反抗命运”的积极意义。例如，越剧《白兔记》中，刘承祐被塑造为“虽出身寒微却心怀天下”的明君形象，这与原始叙事形成鲜明反差。
这种演变本质是文化记忆的“选择性重构”：当底层叙事与权力逻辑相遇，苦难经历便成为可以被重新解读的符号资源。
四、结语：称谓背后的历史褶皱与人性幽微
刘承祐“咬脐郎”的称谓，既是五代十国时期民间叙事的产物，也是权力斗争的镜像。它揭示了三个历史：
苦难叙事的功能：底层妇女的生育创伤，被改造为皇权合法性的注脚；
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：从“咬脐郎”到隐帝的转变，印证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历史周期律；
文化记忆的双重性：同一称谓在不同时代承载着“苦难象征”与“权力隐喻”的双重内涵。
当我们凝视“咬脐郎”这三个字，看到的不仅是五代十国的风云变幻，更是人性在权力与苦难之间的永恒挣扎。这个称谓的背后，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密码，也是中华文明中“苦难叙事”的深层基因。